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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可能已经找到了一条形式有效的路径，以实现扶贫助农的可持续性，而不是依赖补贴这种运动式的途径。
黄峥创立拼多多三年，围绕他和他一手缔造的新电商，可能最著名的那个词儿是“五环外”，在关于黄峥和拼多多的一切讨论中，这个词儿其实被无限放大了，以至于黄峥真正的初心反而被讨论的不多。
从拼多多三年成长的轨迹看，黄峥的愿景是通过前台的拼购等模式，重塑产品的流通环节，以拉动生产制造层面的转型升级，所以，三年来，不论拼多多怎么发展，仍然在业务边界内保留着两块自留地：
第一是帮中国有优质产能但是缺乏营销和渠道能力的广大的代工厂实现品牌化，践行C2M模式；
第二是彻底改善农产品的流通环节，构筑4亿消费者对接2亿农户的全新产销模型。
两个愿景所承担的社会意义就不用赘述了，他们都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被最常提起也最令执行者头疼的话题。
今天，拼多多在助农领域已经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3月5日，拼多多发布了2018扶贫助农年报，报告显示，2018年度，拼多多平台农产品及农副产品订单总额达653亿元，较2017年的196亿元同比增长233%，拼多多已经成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之一。
但重要的其实不是规模数字，而是拼多多可能已经找到了一条形式有效的路径，以实现扶贫助农的可持续性，而不是依赖补贴这种运动式的途径。
巴菲特在2019年2月发布了第54封给股东的信，他多次谈到自己对零售的看法，比如高度的不确定性，积累的竞争，结论是，零售难，互联网零售更难。
当然，巴菲特也承认这种畏难情节让自己错过了很多高速成长的零售企业，但这确实怪不到他，就比如在中国，谁也想不到拼多多会在阿里京东两座大山的重压下突出重围。
互联网零售已经很复杂了，但复杂度还是比不过助农。助农有多难呢？尤努斯因开创了微额贷款服务，提供针对底层的金融服务，在2006年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后来，有中国公司潜心学习尤努斯，在农村开展助农的金融服务，最后发现到处都是坑，根本做不下去了。
十年前，华润在广西百色试点了希望小镇，希望授人以渔，对村民的帮扶从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到帮助他们提供生产效率，种植一些高溢价的农产品，然后在华润的超市渠道销售，以这种方式实现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但是回头看，这种模式很难复制。
首先还是中国农业的特殊性，中国地大，地理条件复杂，和美国这种大平原居多的国家完全是两个极端，说白了就是可耕种面积少，资源还很分散，就像希望小镇原来是希望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农产品，但研究发现当地土地如果长期种植单一作物，会导致板结，害虫的抗药性也会增强，十分不可取；
其次，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流通。河南的一头大蒜卖到北京要经历原产地-收购商贩-产地批发市场-销售地商贩-销售地商贩-销地批发市场-终端（超市）-消费者，每个环节都在损耗和增加仓储物流成本，当然还有渠道的利益，大型零售商自己有渠道销售一个小镇的农产品，但不可能破坏自己既有的销售体系只为了帮扶助农。
所以，说拼多多通过零售助农是一条最艰难的路，并不夸张。
虽然艰难，但黄峥应该感谢他的创业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物流的齐头并进为零售业态的重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他的天时。
拼多多的“地利”在于如前所述中国农业的地理条件和土地流转端政策就决定了小农模式在当下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是主流，重塑生产端很不现实，只能着眼在流通环节。而拼多多有拼购的基因，拼购的基因是天然契合中国当下农产区的特点的。简单来说，就是在前端通过拼多多平台把消费者聚沙成塔，“集采”农户商品，实现从田间直接到消费者家里。
藉此，本来只能被动依赖渠道的农户有了打造互联网爆款的机会。
2018年，拼多多平台累计诞生13款销售过百万的冠军农货单品，超过600款销量10万+的爆款农货单品。其中，像百香果和雪莲果不是传统消费类水果，因为拼多多的“拼农货”体系，有了和消费者见面的机会。
在拼多多的2018年扶贫助农年报里，有两个亮点值得关注。
首先是拼购模式向线下的延伸。
2018年度，平台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累计农产品及农副产品订单数超过9亿笔，上海地区消费这类产品约11万吨，其中不少订单是通过某个小区的居民集中采购的。
社区拼购是一种在2018年兴起的新销售模式，以某一个小区内的“团长”为中继站，基于电商团购商品，已经在长沙打起了一波千团大战。
互联网本来的优势是可以打破地域的桎梏，但对实体产品来说，毕竟这种集采模式还要计算物流成本，当拼购延伸到线下，理论上能够直接小区对农户的点对点，对进一步优化物流成本和体验非常有想象力。事实上，在这一链条中，节约的每一分钱都对扶贫助农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农户有机会直接介入到企业的供应链中。
拼多多农货报告显示：2018年度，包括黄姜、大蒜、芒果等在内的单笔金额超千元的农 产品订单逾10万笔，采购方多为线下餐饮连锁品牌以及食品加工类企业。也就是说，拼多多的农货上行体系，已经成为部分线下产业的固定原材料采购源。
这不仅实现了农户从C端到B端的突破，还展示了一个更有想象力的市场：中国目前把工业互联网上升到国家战略，核心是企业供应链的数字化。如今看，拼多多的农货上行体系能够为中国企业供应链的数字化进程添加一把火。某种意义上看，助农甚至可以成为拼多多进军B端的试验田。
拼多多在过去三年打造的“农货中央处理系统”为拼多多拼购的成绩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毕竟，把各个产区地理位置、特色产品、成熟周期推送给相应的消费者，是该模式在投入与回报比上能否成立的重要保障。
在扶贫助农领域，拼多多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成绩单：截至2018年年底，在拼多多平台注册地址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商户数量为14万家，他们主营农产品与农副产品，年订单额达到162亿元，带动了当地物流、运营、农产品加工等新增就业岗位超过30万个；注册地址为“三州三区”深度贫困地区的商户数量为24,555家，相关订单总额达9.35亿元。
但黄峥显然很清醒，拼多多的助农体系不能只停留在此，考虑到我国城镇化进程仍在进行的大背景，农村贫困的真正问题是如何把人留住，把人留住的背后就是能够让留在或者返回农村的人创造价值，这才是难题。其难度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中国农村的土地与生产关系现状决定了在生产力层面短期内不可能有较大的突破，美国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路走不通，日韩在政府主导下高度组织化的内封闭循环模式也不行，针对中国助农问题的一切思考都要在这个框架内进行。
那么，如何让这些人创造价值呢？
拼多多给出的答案是“最初一公里”。农产品在生产端不能整合，但在集聚、分级、加工、包装等层面都能够由新农人主导，在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有点像消费端的拼团模式。
未来，在消费端主导拼购的“团长”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新农人解决最初一公里的问题，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拼多多的平台直接形成点对点的对接，真正实现精准有效扶贫，而这种全新的产销模型，最终会放大农村的生产力价值，使得乡村常驻人口中的非技能型人口，包括老人、妇女，可以通过被雇佣（农副产品加工）的方式，获得更多的收入。
而这种模式如果能跑得通，甚至其可以扩散到非助农领域，构建起新的商业模式。这也许才是拼多多助农模式的核心价值，也是社会倡导的健康的社会公益模式：通过授人以鱼，实现授人以渔。同时，商业企业不能毫无节制的纯慈善式投入，最好是可以在做扶贫公益的同时，从中可以获得一些附属“价值”，比如新商业模式和思路的开拓，这样，助农行动才是多赢的，可持续的。
注：文/ 看好下沉的社长，公众号：花边社（ID：Gossip-Agency），本文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亿邦动力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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