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网上线伊始的首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纪念在非典时间辛勤工作的人们!”
2003年4月18日,从广交会完成前期筹备工作的宋洁等人回到杭州。5月2日,宋洁因发烧、咳嗽到医院就诊。三天后她被确定为疑似病人。5月6日,阿里巴巴启动了“非典”应急措施,并立即做出决定――自行隔离,全员进入SOHO状态。
为了纪念那场“非典”,2005年4月20日,马云致信全体员工宣布,今后每年5月10日定为“阿里日”。
在这一天,阿里人有两个传统项目:一是开放公司为“亲友日”,二是举行阿里巴巴集体婚礼。
2020年的阿里日,稍显特殊,日期被提前了一天,主题也改为“云相聚”,除了盛大的嘉年华,102对阿里新人还举行了一场史上独一无二的口罩婚礼。
阿里日集体婚礼
礼毕,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和22位合伙人,为全力投入抗疫的阿里员工代表发出奖章。
接过奖章的,有为武汉配送医疗物资的一线物流人员,有疫情期间坚持配送的一线盒马小哥,有紧急开发健康码的程序员,有从全球采购物资驰援疫区的小二……他们是抗疫100天中的阿里员工代表。
疫情下,阿里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战疫”。从非典时期沉淀下来的价值观,早已写入每个人的心里。
在这特别的一天,四娘几乎没时间去感受节日的氛围,处理,协调,沟通,自疫情爆发后,团队便从休假切换到全负荷运行状态。
曦贝的团队,也忙于接听用户来电,在阿里健康免费在线问医平台上,处理相关问题,答疑。
曾确诊浙江第四例“非典”病例的宋洁,过去会在510这天带父母来园区逛逛。而今年,随着工作的增多,也无暇顾及。
跟许多阿里人一样,这三人是从“非典”时期一路走过的。
“非典”的记忆悄悄褪去,在新冠时期,阿里人抗击“非典”中体现出来的果断、团结又有了新的注解。
2003年的复杂时刻,给了阿里更多的抗疫经验,“过了二十年了,我们还干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也还在一起。” 四娘说。
17年前,阿里还是初具雏形的中小型企业,非典激发了阿里巴巴解决社会问题的勇气。17年后的今天,11万阿里人奔跑在路上,每个人发挥专长,各司其职又通力协作。
没有人催进度,但这场“战疫”里,阿里人没有想过停下来。
我们与三位经历非典时期的阿里人,聊起那些特殊的时刻,以下为他们自述。
2000年,我刚加入公司的时候,才23岁,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也告诉自己,在这家公司应该不会超过三年,但是没想到一待就待了20年。
2003年春天,当时我们答应了50家客户,会带着他们的产品去参加广交会。结果广州爆发了非典,去还是不去?
公司也经过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讨论,收到的信息是可控的,最后还是一致决定,既然我们答应了客户,那就必须信守承诺,要去参加广交会。
在广州待了二十多天后,返回。那是5月2日,我已经开始发烧。5月5日,烧到39.1度,专家诊断为“非典疑似病例”,我被送往杭州西溪医院隔离治疗,而且连累到整个公司里的人和他们的家属都要被隔离。马老师也做出了所有员工必须回家隔离的决定。短短一个下午,大家完成了所有的网络连接,电脑搬回家,服务电话也转到了家里的电话机上。
当时我在医院里,得知公司都被隔离的消息后,心想,完了,我们的业务一定会被终止,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那天晚上,我从医院3楼转到5楼,经过三个已经确诊的病房。我透过玻璃窗一个个看过去,第一间房的人身上插满了管子,第二间房的人好像在哭,凌晨时分那个身上插管子的大姐去世了,我感觉自己也一下子到了生死边缘。
第二天,我的手机坏了,算是跟外界失去了联系。那时,马老师给医院打电话,恳求他们照顾好我,并且给我送来手机和CD机,还有一张他特意叮嘱的阿杜的《坚持到底》。
反正我都住进去了,难过又有什么用呢?在隔离期间,我每天会看阿里员工们给我写的信,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确诊19天后,我肺部感染的部分已经彻底康复了。
5月25日,我正式出院,也成了杭州首位治愈的“非典”患者。那一天,马云、马云太太张瑛、关明生还有家人去医院接我,一见面,就开始抱头痛哭,当时,还特意买了一个蛋糕庆祝。
那一刻我觉得特别幸福,有这么重情义的老板,能在这样的公司,真的是我的福气。
在阿里工作的二十年中,一直都在拥抱变化,从最开始进来的时候,做帮客户预定酒店的工作,再到后来的活动部。
2008年,阿里成立了一家商业会展公司,我成了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大到对业务怎么判断,完善的组织架构如何建立,小到办公室里面的热水是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中,西湖论剑、网商大会、云栖大会,每次业界的盛事,都是一次新的挑战,也足够令我兴奋。
2019年,在去准备达沃斯晚宴的路上,我接到了马老师的电话。“恭喜你要成为合伙人了。”
这是第一句话。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会是我?合伙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觉得自己还不够优秀,很激动但也很有压力。
十几年来,我常常会在510这天带父母来园区逛逛,而今年情况也有些不同,新冠肺炎的疫情,让阿里人迅速进入了战斗状态。
阿里巴巴女性合伙人们创办的公益基金会,开始为前线的女性医护人员捐献卫生用品、饭菜、套鞋等。而我要负责的,就是要知道货物的所处地,让货物最快到达疫区。
今年的疫情不是2003年能比的,我今年哭的次数,真的比我确诊的那一年还多。
但从研发健康码的支付宝工作人员,到饿了么骑士,再到菜鸟司机们。作为最综合的互联网公司之一,阿里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最前线,为维持城市运转贡献自己的力量。
17年过去了,阿里应对疫情的整体逻辑,资源配置能力、以及组织协同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每个人都在各司其职,没人想过要停下来。
2002年初,阿里巴巴规模还较小,杭州总部大约才两三百个人。当时的我,对互联网公司并没有太多印象,进入阿里巴巴纯属偶然。
那时,我在《钱江晚报》的一个小版面上看到阿里巴巴的招聘,上面八个大字:此时此刻,非我莫属,我感觉一下子有点被冲击到,当时也是刚毕业,决定投简历试试看。
我应聘的是一份信息审核的工作,有一个小插曲。为了吸引面试官的注意,我特意手写了一份简历。其实,那时候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电子版简历了。
当时的阿里还是在华星科技大厦,内部装修比较简约低调。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开心。我在当年的7月8号入职。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到目前,唯一的一份工作。2003年非典爆发的时候,我还是在做信息审核相关的工作。
也许因为我们当时身处在杭州,离疫情并没有那么近。那时的“SARS”,于我而言,一开始只是电视上、网络上关注到的一个重要新闻事件。
直到5月初,宋洁从广州回杭办公后出现感冒发烧,大家才逐渐开始紧张。但更多的,还是对于同事的担忧。
公司提前做了应急预案:杭州所有员工回到住处自我隔离。在几个小时内,所有的人拿了钱就去买东西,把电脑带回家,拉网线,买桌子、生活用品等,准备回家办公。
大部分阿里员工有点懵,但并不恐慌。
当时公司的规定是,家里有电脑的,都装上宽带;没有电脑的,可以把办公室的电脑搬回去,公司的网络部门会帮助大家快速跟电信联系,把每家每户的电脑装起来,连上网。费用由公司出。
我开始帮同事去搬电脑,那张照片也被记录了下来,穿着黄色衣服,戴着口罩,现在回头看还蛮珍贵的。
我当时是一个人租房,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六点,大家像往常一样,进入到工作状态。期间,不断地进行信息审核工作。下班之后,有人会在雅虎通上晒吃的,有人在雅虎通上组织大家K歌。
这种“云k歌”隔三差五就会举行。大家唱歌水平并不高,但唱得很开心,只要想唱歌,都可以唱出来。
2016年淘宝双十二,我转到了阿里健康,负责客服热线团队。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我正巧在国外。而阿里健康,也是较早有了感觉的部门。1月21日,我们发现平台上的口罩订单突然增多,也相继有了一些咨询电话。
这段时间,除了一些日常性的情况处理,我们也上线了“慢性病百药不出门”计划,不少慢性病的客户找不到药物,就会致电求助。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有甲状腺问题的湖北客户,刚开过刀,正怀着孕,急需一项药物。如果不吃,会对胎儿有影响。我们的客服团队与整个行业的运营小二联系,终于找到了这款药,并且快速地送到了客户手中。
不论是2003年,还是今年,阿里的执行力一直都令人钦佩。从 300多个人,到现在的11万人,公司可以把大家的力量贯彻在一起,输出给社会。在逆境中,真的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2003年非典时期,我已经在阿里工作了三年的时间。当公司宣布要集体隔离在家办公时,其实我还没有结束当时的假期。
那时,公司联系了电信部门,派出技术保障同学,确保每位同事家里都能联网和接入公司系统。
领导突然说:“四娘,你的声音比较好听,你来负责接线吧。”在这之前,我并没有做过这块工作。
那时,我和爸妈住在一起,已经没有时间的概念了,总之就是电话一响就接,也没有特定的上班下班时间。
而电话真的一刻不停地响。有外地同事致电询问总部情况的,也有客户致电说明诉求的。我偶尔离开座位,都会交代家人,接起电话时一定要说:“你好,这里是阿里巴巴。”
我已经记不清楚每天要接多少个电话了。只知道当时的电话握在手里,一直都是烫的。
当时的首席运营官,是关明生,据说他在挨个给每个员工打电话,询问情况,安抚员工的情绪。而我这边因为在接线,一直打不进来。听说他后来打了很多遍,才联系上我。
今年,疫情爆发时,正好是休假状态。我所在的法务团队立即全员复工,不断地为阿里巴巴审核协议、把控风险,比如捐赠货源的鉴定等等。
疫情期间,会有各种突发事件。有些需要法务给予一些建议。接到这样的信息后,我们团队的伙伴们就开始做判断,从内部来推动事情的解决。
距离非典,已经17年过去了。阿里自身的体量也在变大,不论是员工人数还是各种渠道能力,跟2003年相比,我们不仅要顾好企业,还要力所能及的为社会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每年的阿里日,我都会去感受一下。今年情况相对特殊,我一直在工位上忙。但是,看着园区的气氛,年轻的小伙伴们,依然非常感慨:没有人能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年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