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温州：我就是你们口中的有钱人

世人欲定温州人的性，何患无厥词。我曾在无数报章上读过他们的发迹史，也在塘桥路地铁站门前看见过甩卖皮包的摊儿，同行的朋友甚至上前买了个卡包。在金融风波过去六年后的秋天，我终于与他们在现实中相遇。

在下面一系列的温州故事中，有创业半生，归来油腻的滴滴司机，也有深藏功与名的地产大亨；有“壕无佛性”的九五后微商，也有北漂卖唱的中年女歌手。有人说，去他的民营经济奇迹，有人说，去他的跑路潮。风波过后，生活还在继续，要么续写，要么翻个面儿。

李老板觉得，以前的「马爸爸」是五马街，现在的「马爸爸」是马云

一辆摩托车正从几家大白天也关着的店门前悠然骑过。站在门口四处张望的，是“中危缠身”的李老板。他的箱包店开在街口的黄金拐角处。五马街还没有改造的时候，它就在这里了。

近年，温州的其他区县有了许多综合体和购物中心，而曾经作为民营经济繁荣标志的五马街则日益萧条

眨眼八年过去，已经没人再把五马街当作鹿城的商业中心。一百精品商店、金三益、五马奔腾铜雕，以及走几步就能遇到一家的森马和奥康，都不同程度地被削价、促销和急招的小广告掩盖。

两街之隔的环城东路上，景致也大抵如此。但经营这家箱包店的李氏夫妇依旧雷打不动地重复着开铺收铺的动作。

五马街二层商铺的楼道，招工和促销广告并行

这里的打烊时间取决于客人。往年的国庆假期，环城东路上挤满了从外地来买包的客人，即便遇上打雷刮风天，也得等到八、九点人气散尽才关门。现在六点半就能准时收工。

李老板在门帘上贴上“店面到期，全场削价”的告示，因这边的商铺明年就要搬拆。

没什么客人的时候，时间慢得可以看见溜走的脚步。李老板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吹牛皮，笔记本里还放着湖南台的肥皂剧。

“以前的马爸爸是隔壁的五马街，现在的马爸爸是马云。”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以前外地人组团来买包，从来不还价。今天两个多钟头来了三个客人，问完价格，也都没还价，只是低头打开了淘宝。

整整100平方米的店面，今年年租降至19万。

日子不倒行。8年间，客量和发量保持着一样的递减速度，铺租也紧跟步调，每年降1万。期间，李老板也试过做淘宝，只是砸进去了钱却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感觉淘宝割韭菜的能力比A股还强。”

他开始怀疑，记忆中每天两万多的营业额是否只是一个幻觉。

老板和一名低着头打开淘宝比价的客人。

时针指向六点半，在把最后一个行李箱搬进店之前，李老板站在门口四处打望，期待着转角处会出现几个客人。

六点半准时打烊

“有一次，我老婆在游戏里跟别人说自己是温州人，那边的人说，哇你真有钱。我就笑了。”边说，他边发出了一个离他足够近才能听到的笑声，然后关上了闸门。

搞过配镜，做过阀门，开过网吧，办过鞋厂，现在，陆老板也是一名快车司机

除了台风天，每晚八点左右，老陆的黑色小轿车会准时出现在夜色中。

初时，坐老陆的车很无趣，他只是闷头开车，后来听说我从北京来，他开始和我聊互联网经济。我问：“哥，现在有什么赚钱的路子没？”车座狭小，他突出的肚腩几乎贴到了方向盘上：“听说现在炒币炒到三万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得玩呐。”

细问才知道，老陆其实只有三十来岁，是个土生土长的温州老板。自家的厂子打不开销路，网约车刚诞生的时候，他就把酒戒掉，装了个司机端APP，出来跑车。

路过瓯越大桥的时候，他指了指右手边说：“昨天上来一个客人，说整个城市的房价都是你们温州人炒的。”顺着他的指向看去，是一片密集的楼盘。“这房子太密了吧。”“嗯，几乎每个看到的人都这么说。”

老陆22岁那年，温州发展得不错，“以前这一片全是田”，他指着车窗的手又重新回到方向盘上：“于是我就回来了。”那时，温州炒房团风云初起，而老陆还是那个身无分无的“小陆”，起初学做阀门生意，后来又在人民路边上盘了个门面，和朋友合伙开网吧。

不久之后，全国的楼市都被温州人把持着。“那时房地产公司请来很多群众演员，40多岁的大妈成群结队地从网吧门前经过，奔着新楼盘去，假装要买房。”据说连杭州的楼盘开盘，也要从温州借演员过去，工资一天100多，包午饭。

人民路附近，很多商铺“半年不开张”是常有之事，但没有“开张吃三年”的下句

几番江湖风雨过后，老陆和朋友闹掰了，大家各嗑了一瓶网吧卖剩的饮料，拿了分成就从此江湖路远。之后，网吧的店面变成了一家电器维修店。

而老陆之后的人生便和温州出了名的“造鞋”产业联系在一起。转投阀门生意的表哥把中底厂交给了他。十几个工人，清一色操着江西口音。

老板手里拿着的就是中底

也就在这时，他认识了阿明。阿明十四岁从江西老家出来闯荡，从杭州流转到温州之后，进了老陆的车间。在老陆眼里，这个年轻人“浑身都透着一股赚生活的劲儿”。

在温州讨生活的江西工人很多，从而带旺了江西餐饮店

“瓯北就在左手边，过了瓯江就是双屿鞋都。”刻着“中国鞋都”的高大门面里头，是无数国产鞋服制造业的巨擘，招牌看上去都很眼熟：奥康，康奈，红蜻蜓。“世界上每十双皮鞋，就有一双是这里出产的。”生产出来的鞋服源源不断地向实体店、网商供应，车线机晃荡两下，巴黎的货架上就多出三双皮鞋。

鞋都内部，是一片庞杂的厂区、社区混合体，近年工人难找，很多企业都不会主动辞退工人。

“他们的供货都被自家的亲戚垄断了。我这个小打小闹，供货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厂子。”老陆尤其羡慕那些从枫林镇出来的朋友：“他们整个镇子有一半的人都在开超市，开到北京，开到内蒙。”那是一个他触不到的“日不落产业”。

下班时间，某鞋厂门口闲聊的人

在老陆的店里没呆多久，阿明就跳到了一家更大的厂子，厂里工资分三级：“打打酱油的、稍微认真的和上班上心的”，阿明自然是后者，底薪5900。

厂区内有众多快餐店

后来我在双屿一个车间见到了阿明，彼时，他已经是一名熟练车工。在他看来，现在的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每天上班，厂子的老板娘都会带着管理层列队站在门口给工人鞠躬。开会培训时，老板娘会客气地说“你们太辛苦了”。工友说，食堂里用的油，都是老板娘亲自买的。有工人生病了，老板娘直接开车带他去上海看病。

鞋都的社区内商铺林立，异常热闹。这里有很多老人小孩，都是随工人而来的。

“老板娘以前也很会骂人，但后来一直在学弟子规，还要求管理层也一起学。”阿明说自己很喜欢现在的老板娘，但已经作好了再干几个月就辞职回上饶的打算，他准备用这几年的积蓄开一家店。阿明说：“人，总是要回家的嘛。”

大厂的熟练车工月薪在5000元上下，另外根据做的量有额外提成，很多工人会把白天完不成的量带回家继续做。

在开往鞋都的路上，又上来一个在本地做眼镜外贸的乘客。老陆用温州话和他聊了起来，大意是：“很巧，我以前也在偃师搞过验光配镜。”

他觉得，温州就像一座岛，不大，但有钱的只是少数人。

詹老板说，赚钱的办法都写在刑法上了，说了你也不能写

刚刚投资的交友网站会不会好，詹老板是不知道，但眼前这个漏水的全自动实木茶桌肯定是不会好了。

我在杭州见到詹老板时，他正坐在自家连锁酒店的双层复式办公室里，左手沏着功夫茶，右手摆弄着一只义乌产的俄罗斯指甲刀。“你可能不太了解，义乌批发市场也是温州人搞的。”

詹老板（左）和另外一位商会成员

经历了借贷风波和房地产泡沫以后，很多温州老板选择跑路，而平稳过渡的那部分人，则天天在找项目，詹老板是其中一个。

“以前做生意，前一天还在想，第二天机器就哗哗转起来了。现在是钱赚钱，哪个买卖好做，就去融资。”

今年年初，他回到杭州，摩拳擦掌准备投资一个互联网线下净菜配送项目：“线上下单，公司会将果蔬洗得干干净净，送到你家。”他觉得项目靠谱，就找来温州商会有意向的同乡一起去考察。

最近，他又起意给几个年轻人搭建的婚姻交友网站投钱。“男男女女，拉到一块薄薄的屏幕前谈心，挺好。”

小商品批发市场是很多温州老板的起点

我让老詹聊聊自己的发家史，他起初是拒绝的：“以前所有赚钱的办法都写在刑法上了，说了你也不能写。”两口苏烟下肚，他又忍不住打开了话匣子。

1978年冬日的一个凌晨，他同几个弟兄，从桐乡一些国企流出来的残次品中买来一批纽扣，粗略加工后，抬在桥头镇试卖，一支烟的功夫，价值400元的纽扣就销售一空。尝到甜头之后，老詹又开始倒卖钥匙链和手表，一路向北，卖到东北和内蒙。

商品远销各地，靠的是夕发朝至的国内长途客运班线

在此之前，他还在生产队，一天拿着两三毛的收入。看着表叔从丹麦回来，带着一个密码箱，“那么厚，那么长，里面全是钱。”他边说边在空气中比划着。“表叔说，他在国外一个月能挣一万块，理个发都要50。”

再后来，他从温州码头把工艺品远销东北，回来的时候，也带了一个密码箱。

“计划经济时代，做买卖是要夜里偷偷出去的。人家就说，我箱子里的一万多块钱是偷来的。”

1998年，老家的墙上依稀可见 “要斗私批修”的标语

80年代，有句流行话叫“工资33，抽烟抽牡丹”。彼时公务员的工资也就够抽个牡丹，而詹老板在内蒙承包的百货柜台，员工的工资已经达到90块钱一个月。

1983年，工商局去查他在桥头的门店，只准他经营一家，说第二家就是剥削。“工商局十个人追我们一百多号人，我们转眼闪进竹林里，他们就追不着了，只听人在后头骂，‘你们这些土八路，不会造表’，现在我在广东有好几家造表的企业，都挺好的。”

赚到第一桶金的温州商人

他认为，那时的生意无关致富，只为生存。但他不同意温州人会做生意是因为穷。“当时全国都穷，很多山东人跑到东北捡粮吃，四川的小姑娘远走新疆，傻瓜老头随便嫁。只有温州人选择做生意，因为他们最先有市场的观念。”

而在房产投资还是一片绿洲的时候，老詹却无涉足之意，而是另辟蹊径，投资商业地产。2011年前后，“招风大树”先后倒下，而老詹得以平稳渡过。

他觉得，一路走来，生意给了他两个亿，“回忆”和“失忆”。“过去已经是历史了，说不清的事就把它忘了。”

温州历史印记，五马街一角

这几年，实体经济处于困顿之中，连义乌都在搞网上订购。在老詹看来，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已经消失，“工人都跑出来自己开厂子了”，但买卖还在温州人手里，只不过换了种形式，在互联网上进行。

“年轻人都觉得，温州的老板越来越少啦，温州的形势也不好啦。但是，你去上海人最引以为豪的南京路看看，数以百计的店铺和柜台背后，真正的主人，其实还是温州人。”

炒房最厉害的时候，父亲用一根手臂换来了她去美国读书的机会

当第一批九零后仍在“佛性缭绕”之际，九六年生的厉大佬已经凭着自己在杭州挣出了一车一房。

她将车子停在小区的洗车房里，“LIII（厉的谐音）”的车牌号码立刻引来了洗车小哥的注意。“车牌是我妈送的，比我车子还贵一点。”

她说自己其实不太了解温州的楼市，又问我：“现在北京的房价多少钱啊？”

我说，大概十万一平米吧。

她说，那也不算贵呀。说完转身去了取车，留下我在路边努力消化着她的反应。

厉大佬其实是个九五后温州姑娘

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后，厉大佬决定回国，但并没有上大学的打算。从机场回家的路上，妈妈忍不住问了她两遍：“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吗？”“我真没什么具体的打算。”回答中夹杂了时差带来的倦意和窗外建筑工人拆钢铁的声音。

炒房最厉害的时候，父亲曾用一根手臂换来了她去美国读书的机会。

“我爸和别人打架，争一套房，弄不过，就断了一只手。”她不知道爸爸在医院里都经历了什么，只是觉得，可以不用在这边上学了。

在国外修读艺术期间，她什么兼职都干过，先是在星巴克端盘子，后来又到苹果店做销售，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从LV钱包里掏出的百元大钞可不如自己挣的10美分酷。”

厉大佬在杭州三墩的公寓，左边是一个半月以来的账单，右边是“每周末拖地”的自我敦促。

回国以后，她在杭州的三墩住下。没有固定的工作，但同时做着好几份兼职：给认识的朋友当模特，给广告公司做文案、拍视频。“哪个能赚到钱，就做哪个。”

在她的微信小号里，厉大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微商代理。她觉得做微商自由，打交道的都是陌生人，简单，直接，纯粹得像鸽子一样。

厉大佬的画作：人在世上，有的是难过的时刻，但还是会笑着往前

但她对“做生意”不感冒，尽管很多同学都回去继承家业了。而温州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每年回去三两趟的地方。她更喜欢在三墩，和女朋友一起画画。说到这里，她突然正经起来。

“当你觉得一幅画画得不好的时候，不要修改，烧掉它，重新画，直到画出你想要的感觉为止。”

温州干这个的就我一个，找不到第二个了

窗外是天然冰箱。在明珠苑西路一家烤羊排店里，我见到了正在唱《那些花儿》的陈姐。店内食客稀疏，质地粗粝的声线并没有引来太多的注意。

“温州干这个的就我一个，找不到第二个了。”

旺季的时候，陈姐一般在傍晚六点梳洗出门，唱到凌晨五点收工，到了淡季凌晨一、两点就能回家。

陈姐口中的“这个”，说的是卖唱。从北京地铁还是两元通票的时代，她就开始巡城卖唱。

在人流最旺的地铁线上流转，在林立的餐饮店前徘徊，几年下来，她总结出最精辟的北京卖唱业态：一首歌30元，簋街抽成30%，其他地方抽成20%。夏天的点歌率高，冬天的少。吃烧烤的点歌率高，吃火锅的少。

关于最后一点，她是这么解释的：“因为吃火锅吃饱了就不会点酒喝，不会点酒喝就不会嗨，不嗨就不会点歌。”

每天晚上，待国贸大楼的白领散去，陈姐就骑着电动三轮车，载着音响、吉他和备用电瓶，从北沙滩月租4500的小公寓出发，一路向东，绕到百子湾短暂逗留，再顺着东四环折回望京。

我还发现，她的三轮车是浙江牌照的。“浙C，温州市的。”

除了手写的“牌照”，车身上还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包括“老公入狱，家里有三个娃”的卖唱缘由、“本车主是女的，看到男人开请报警”的告示，以及“打起温州精神”的字句。

陈姐的电动三轮车

16岁那年，在海南做买卖的表哥觉得带女孩子出去好谈生意，就让她跟着去了三亚，那是她第一次离开温州。

那些年，14万温州农民购销员在全国各地活动，人称十万大军闯南北。陈姐成了其中一个。二人带着老家所有的样品，挨个到三亚的学校和公路局里推销：校徽，奖状，台历，毕业证书，就连密码箱的样品也照样带出去。

第一桶金，从印奖状开始

遇到欠钱不还的，表哥就让她去催款。不舍得在旅游山庄吃饭，她就饿着肚子等欠账的张总开完会。山里的天黑得早，张总不忍心，给她拿了张支票。那是她第一次看到支票，“当时我觉得他在忽悠我，这玩意能换钱吗？”

90年代，坐飞机去谈生意的陈姐。“那时候见客户都穿套装。”她也试过两只手带八个戒指、穿四千多的皮衣，屁兜上再挂个BB机“装土豪”。

90年代，她在三亚开发廊、承包中巴车拉运输，从天涯海角到大东海，一天能拉500块。1994年海南经济衰落，她回到温州，着手捣鼓香港回归纪念币，拢共18块8的香港硬币用硫酸洗得锃亮，一套能卖三百块。在深圳东门文化宫卖出最后一套纪念币时，她又暗自思忖：“接下来可以做澳门的了。”

生活似乎不起一丝波澜。一家几口搬到北京，却没料想到，在小儿子出生后的第三年，老公因商业罪入了狱。

日历上记录着丈夫的出狱时间

丈夫在里头需要钱打点，三个孩子需要吃饭上学，陈姐知道这是难事，尤其在北京，但必须迎难而上。和无数“假乞假残”混在同一个江湖，时常招来怀疑的眼光。在百子湾地铁站，有乘客指着她说：“假的，这年头太多了。”那一刻，她越发觉得对不住后背篓里跟着吃苦的小儿子。

但见了面就鼓励她的人更多。有人说：“我也进去过，一周不到，女朋友就跟人跑了，没你这么执着的。”也有人喝高了，不由分说给她转了500，但不用她唱歌。

陈姐见过很多醉酒的客人，抢过麦克风就开始吼军歌，而她更喜欢唱流行曲。《成都》和《我们不一样》都是今年的新增曲目，R&B唱腔的《告白气球》却怎么也学不会。

每年年三十回老家，哥哥都劝她，不管怎样，温州出来的都是小老板，“你这是在乞讨。”

“回来摆个小地摊吧，总比现在强啊。”

位于北沙滩的公寓，墙上密密麻麻写着丈夫入狱以来的还款记录

而她觉得，泪谁都流过，但只有敢在冬夜的零点开着三轮车上路的人，才是能走下去的。

出发去往下一处

窗外，北京已是隆冬，今年的霾却未起。

陈姐接到一个电话，是监狱里打来的，老公说，如果能减刑两个月，今年就可以一起过年了。

那天晚上，她照常出门跑场子。太阳宫有家新店开张，陈姐喝了四杯酒。酒意渐浓，一股热流从胸腔升起，即将过完的二零一七，似乎也不那么冷。

*部分资料由公众号牛三村授权提供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林守庄 李晶 摄影/李晶

注：文/，公众号：看客insight（ID：pic163），本文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亿邦动力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