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资讯>观察>20万炒到200万 一次逃不掉的微商口罩诈骗
?疫情爆发以来,口罩成了紧俏货。中石化、富士康、尿不湿厂家,都临时跨界生产口罩。
疫情爆发以来,口罩成了紧俏货。中石化、富士康、尿不湿厂家,都临时跨界生产口罩。即便如此,口罩的供应还是非常紧张。
但同时我们又看到另一个怪现象:药店、京东、淘宝等正规渠道基本无货。微信朋友圈这些特殊渠道的货,却越来越多。如果说一开始,大家还能在药店、超市、电商买到口罩。慢慢的,个人只能在当地政府临时搭建的网站上,预约、或者定时“抢口罩”。但是对于采购需求量很大的单位来说,最后只能通过微信群微商等渠道想办法。
由于物资紧缺,口罩身价飞涨,交易不走对公账号,不开发票这种高风险采购方法,已经成为向微商采购口罩的默认潜规则,采购方在过程中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货真价实,交易双方便心照不宣。而如果货不真价不实,就可能触犯法律。
微商卖口罩的特殊交易流程
2月14日晚上,广州某企业的李先生(化名)向广州市花都区城东派出所报案,原因是在微信上遇上了口罩“诈骗”。
2月11日,李先生收到来自内蒙古的15000个口罩。口罩的生产日期标注2020年1月28日,而厂家提供的产品资质却是2017年。前一天(2月10日),李先生收到来自安徽桐城的1万个口罩。他采购的是KN95,但是收到的却是普通棉纱口罩。
这两批来自两个地方的口罩,都是李先生通过广东汕头的一名内衣厂商王家伟(化名)采购的。
“疫情爆发之后,广州凡是有点供应链关系的厂家,都去卖口罩了。”李先生表示。
这不是李先生第一次找王家伟采购口罩。正月初二(1月26日),他通过公司的供应商认识了王家伟,采购一批口罩。当时KN95的采购价格是7.5元/个。
“因为是供应商介绍的,加上是本地厂家,还是有信任感的。”
李先生公司旗下的社交电商平台,此前并无口罩销售。意识到口罩采购价格可能上涨,平台上销售口罩可能会被认定为哄抬物价,公司决定开始提前备货。
按照当时的政府发文,平台上一次性医用口罩的单价是1元,KN95的单价是9.54元。“这个是当时政府发文的统一定价。”李先生表示。
有了第一次合作基础,李先生对王家伟产生了信任。“第一是都是本地企业,第二是有合作基础,第三是看了很多家,只有他提供了产品资质证明。”
2月初,李先生又有1万个口罩的采购需求。2月5日,王家伟主动表示手头上有14万个KN95口罩。采购价是14.5元/个,要求能一次性全部采购,并且在发货前打全部货款。
发货前就打给对方全部货款,这种高风险交易方式,此前的李先生是不可能答应的。但是,“KN95口罩的价格当时已经是17、18元一个,市面上都是1万个起批,零售价格已经涨到20多元一个。14.5元这个价格算是很便宜了。太便宜的买不到,就算有我们也不敢买,我们对质量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尽管口罩采购价格在短短几天内翻了一番,李先生觉得这个价格相比其他还算“合理”。
于是,李先生联系另一家企业。这家企业是替中国红十字会、湖南省药监局、河北省消防总队和13家派出所等统一采购的单位,于是要了剩下的13万口罩。
按照正常的采购流程,王家伟需要先向采购方提供相应的产品资质证明,再寄样品。李先生可以根据收到的样品,判断是否进行采购。付款流程,也应该是先付部分定金,收到货后再支付尾款。这样才能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保护采购方的利益。
可是由于口罩完全是卖方主导,口罩不愁卖,只怕买不着。所以王家伟提出:一次性采购,发货前打款,不寄样品,不走对公账号,不开发票等不合理的交易流程,李先生只能全盘接受。“我们的采购风险很高”,李先生表示。
不过,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2月6-7日,李先生的公司及采购的商家通过支付宝、银行卡转账给王家伟账户,共转款2040000元(包含1万元物流费用),王家伟表示第二天晚上即可发货。
20万口罩,卖出200万天价
过程并没有像王家伟说的这么顺利。2月7日晚,王家伟告诉李先生及采购商货要从安徽桐城发出。但当地已经封城,无法运输,需要相关部门的批条才可以。
2月8日,拿到批文的李先生,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货车。经过协商,单趟运费高达2万元。王家伟表示承担1万元运费。而货车返程的2万元,需要由李先生公司承担。
2月9日,王家伟还表示浙江义乌也有口罩,可以用来应急。还没有收到安徽桐城那批口罩的李先生,又向王家伟打款29万,准备采购2万个KN95。
第二天,李先生被告知义乌工厂也没货,只有内蒙古还有15000个口罩,王家伟向李先生退还了5000个口罩的钱。
同一天,李先生收到了来自安徽桐城的口罩。采购时指定的是KN95口罩,发过来的货却是普通棉纱口罩。
李先生找王家伟沟通,对方表示是厂家发错了货,可以重发。但2月11日凌晨,王家伟表示安徽桐城已经没有KN95口罩。李先生要求退款,王家伟以工厂未退款为由,迟迟未处理退款问题。
2月11日,李先生收到来自内蒙古的口罩后发现,收到的KN95口罩,还是那种单层的。经过防水测试后,发现也不能防水。随即,他要求对方提供质检报告,如果不提供质检报告就要退货退款。
王家伟拒绝退货。
“没有提供关于本批KN95口罩的正规质检报告。所有材料都是2017年批次的产品的报告,而到的口罩生产与日期是2020年1月28日。这是制假售假。”
经过交涉,王家伟退还了一部分安徽桐城的口罩采购款项,但仍有20多万尚未退还。
在李先生的一再催问下,王家伟开始让李先生陷入到微信群的兜圈子。王家伟先让李先生联系浙江义乌的杨总。杨总又让李先生联系山东青岛的赵总。赵总表示需要联系安徽亳州的马总。最后,马总将其安徽桐城工厂老板的微信对话截图,发到了群聊,责任推卸的一干二净。
李先生才意识到这一趟采购链路,经过了五道中间商流转。“工厂只收到了20万,马总收了50多万,赵总拿到的采购价格是9.5元/个,杨总给王家伟的价格是189万,也就是13.5元/个。王家伟赚了10多万。我猜工厂根本不知道我们采购的是KN95,因为20万也只够采购棉纱口罩。”
2月14日,李先生决定向当地食药监局,申请了内蒙古那批口罩的产品鉴定。并于当晚向公司所在地广州市花都城东派出所报案。
2月15-16日,李先生到派出所补充了案情的大量细节,公安部门决定正式立案。2月17日,汕头市派出所正式拘捕了王家伟。“具体处理结果还不知道。王家伟被拘捕后,也报了警。”根据李先生的说法,目前王家伟上线的中间商们目前还没有到案。
“现在派出所里这样的案件很多,只是我们的涉案金额较大。”李先生透露,除了企业采购,还有一些乡镇也通过这样的方式采购,“如果这样一批口罩,通过这种方式销售出去,有人因此发生感染,事情就更严重了。”
口罩“倒爷”几时休
《刑法》规定,对于销售不合格的口罩,可按照销售不合格医疗器械罪,最高判处无期徒刑。而且这条处罚并不依照涉案金额,而是以涉案口罩实际对人体危害程度来定罪。
这起案件里,李先生的遭遇涉嫌多轮诈骗。没口罩谎称有口罩,没有正规进货渠道,又在微信里售卖。收了钱不提供口罩,或者干脆没口罩可提供,只要涉案金额超过5000元,也同样属于涉嫌诈骗罪。
口罩,这个过去存在感极低的卫生用品,特殊时期成为诈骗者的作案高发地。中间商层层介入,不由让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特殊群体――“倒爷”。
上世纪80年代,内地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部分商品出现了双轨制的两套价格体系。“倒爷”便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价格差别,在市场上倒买倒卖商品,进行牟利。
疫情之下,口罩的流通机制发生改变,政府采购价格与个体企业采购价格,存在着较大价差,使得微信里微商们倒卖口罩,成了不少新时代“倒爷”敢于涉险犯罪的高发地。
“倒爷”们甚至已经不满足于国内采购,通过国际采购的形式谋取暴利。一名跨境电商从业者向《零售老板内参》表示,正月里就有人找她从印度采买口罩,采购价格1.5元的口罩,最终销售价格可达15元甚至更高。
企业采购过程中,涉及中间商提出的不合规交易要求,都可能是大概率遭遇诈骗的高风险行为。但是,全国各大企业复工在即,为了保障员工的健康,不得不去灰色地带买口罩,成了企业特殊时期的无奈选择。
法律,只是企业采购规避风险的最后一道保护措施。疫情稳定、口罩产能不断扩大,或许才是企业采购口罩的最保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