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资讯>观察>书店的外卖生意:救急还是另一次潮水?
张智芳并不知道“新零售”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她明白的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做的事情一直是服务读者,读者未必要走进书店,我们可以走出来,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这或许是新零售较为生动的解释之一。
在上海书城工作近20年,张智芳从未想过图书也会变成“外卖”。
4月23日,上海新华传媒旗下新华书店、上海书城在饿了么上线,首批是30家,接下来旗下近百家书店会全面上线。
网友们脑洞大开:外卖小哥拎着新华字典、课本、学习用品,正在赶往小学生的家中,与网课无缝对接。
张智芳们最开始并不能理解――有多少人对看一本书的需求,像吃饭一样急迫?外卖平台能够带动多少图书的销售,通过电商平台买一本书已经很便捷了,为何还要用外卖平台去买书?
实际上,以言几又为代表的复合式书店,2月份以来就在外卖平台上做起了生意,除了卖书之外,还融合了咖啡、食品、文创等产品。三联书店、大隐书局、中版书房等书店都开始了与外卖平台的合作,疫情影响之下,北京、济南、沈阳等100多个城市的书店入驻饿了么平台。
外卖平台已经不再是餐饮商家的主阵地,迪卡侬、晨光文具等文体类商家,都在为满足本地用户的即时需求做出尝试。
上海书城福州路店是上海的一处文化地标,上下7层楼构成的图书城堡里,陈列着超过25万种图书、音像制品,营业面积超过了9000平方米。
1998年,上海书城刚开业,“人山人海,进场要买票,定价记得好像是三元。但读者还是争先恐后地排队买票进场。”原上海书城总经理、上海书城党委书记赵建平曾经回忆。
同一年,北京图书大厦开业,创下过单日400万元的销售额,那一年北京城市的人均月收入只有700元出头。
张智芳2001年加入上海书城,她记得刚工作的那几年,书店的收银台总是排很长的队。赶上销售旺季,上百名员工每晚光是整理被翻乱的书架,就得花上2个小时。
“读者多了,书翻的就多。”
但现在,张智芳们每天只需花半小时就可以整理完所有书架,销售额更是掉了一半以上。
分水岭出现在2008年。
上海书城福州路店的店长赵锋回忆,2008年开始,图书市场从此前10年的飞速增长,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
一方面,图书的销售渠道变多,电商平台的发展、民营书店对市场的分流,再加上整个实体行业的受损,实体书店开始明显萎缩。
另一方面,人们获取图书的方式变得多样,不管是通过电商平台买书,还是阅读电子书、听书,实体书店不再是唯一选择,替代性不强的教辅类书籍,成了书店“引以为豪”的收入来源。
2010年,上海书城正式在天猫上线,并在此后上线了亚马逊、京东等电商平台,各地书店纷纷开出网店成了一种时代趋势。10年过去,这个行业又有了另外一层变化:上线外卖平台,像点餐一样点书。
很难想象,图书会成为外卖平台上的一款商品,外卖小哥配送的不仅是填饱肚子的餐食,如今还多了精神食粮。
在饿了么平台点一本书,从下单到收货,最快在3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和点一份外卖一样便捷。
在上海,第一批30家新华书店/上海书城最先上线。也就是说,在这30家书店所辐射的3-5公里范围之内,都可以享受外卖小哥的送书服务,实现了比电商下单更快捷的买书方式。
但是,书店上线外卖平台,听起来似乎有点“不靠谱”:
书店SKU动辄过万,如何与外卖平台结合,这远非一家餐厅上架几十个菜品,以上海书城福州路店为例,超过25万种图书、音像制品,如何选出合适的品类用来“送外卖”?
如何抹平价格差异?一直以来,电商平台能够给予图书销售较低的折扣,而实体书店很难做到这样的折扣,外卖平台上将如何定价?
读者对于一本书的需求急迫程度有多少?即便是最为明显的学生教辅应急,又能支撑多少书店做外卖的营收?
这与当年实体书店集体拥抱电商并不一样。图书作为一种标准化的产品,天然具备做电商的优势,亚马逊、当当网都是从图书起步做起了电商。
事实上,书店有着同样的顾虑。
在与饿了么的对接过程中,上海新华传媒云端业务负责人张元侃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少需求?是否是疫情下的特殊、临时性需求?读者对于图书的即时需求有多少?与此同时,他也看到同行在美团上的销售表现并不理想。
也就是说,外卖平台到底能够为一家书店带来怎样的销售转化,目前还没有结果。
但摆在面前的事实是,疫情期间,人们在外卖平台搜索“图书”的频率变高,「电商在线」从饿了么方面了解到,图书搜索指数增加了约800%。这背后的原因是,不断延后的开学时间,让不少家长陷入了焦虑,他们为了给孩子买教辅书、课外书想尽了办法,而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电商平台的物流已经很难满足普通的购物。
面对这样的两难,张元侃开始反问自己,开一家书店的目的是什么,是找到有需求的读者。既然读者有这部分需求存在,我们为什么不做?新华书店作为图书服务、发行的主渠道,应该奔着去解决读者的需求。
“疫情来了,需求放在那里,如果疫情过去,潮水也会褪去,但是潮水的方向不会改变。我们有这种能力,在上海覆盖了86家门店,这恰恰是服务读者的一种方式。”张元侃告诉「电商在线」。
他分享的另一个案例是,早在1998年,以图书电商起家的当当网还没创办的时候,新华传媒就已经开始涉及电商探索,并且是自建网站,还实现了在线支付。
为了能够更好地触达读者,新华书店愿意做出多样的尝试。接下来,便是一场“内部革命”,张元侃需要整个公司的力量、所有线下门店的力量来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
书店上线外卖平台,不比当年做电商容易。如果说做电商对于当年的图书行业来说是从0到1,那么做本地生活、做外卖,则是跑通所有门店的数字化毛细血管。
赵锋介绍,尽管图书市场已经拥抱电商10余年,但是一般线下门店对于电商的感知并不强,主要是因为书店品牌在单独运作电商生意,单个实体书店还是以各自门店的线下经营为主,对于电商的协同,更多只是做货品的补充。
“电商渠道的图书有自己的电商仓库,与门店是分开经营的,单独运营目前可以实现每天发货3次,实现效率最大化。其中最难的地方,在于把庞大的sku搬到电商渠道,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己的数据中台。”张元侃进一步解释。
但在目前阶段,并不能快速地将书店品牌的数据中台,与外卖平台直接连接,原因是外卖图书的销售体系与线下书店的后台运营体系,存在明显差别,需要破解的是技术对接。这是未来2个月内,要从整体云端业务去解决的事情。
当下的任务落在了每一家试跑运营的门店上。
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书店,每一家都是个性化的,需要基于不同社区的人群特点进行图书上架与推荐。例如对于离社区很近的门店,上架图书会选择偏向教辅、生活类的书目;而处于繁华商业街区的门店,则主打更多历史人文方面的书目。
“目前,选品上架还停留在人工层面,但是在双方平台的数据完成对接之后,我们旗下86家书店的数据都能够在数据中台调取。”张元侃告诉「电商在线」。
举例来看,门店相当于是“挑菜”一样,从商品库中选好后放到自己的“线上外卖店”,做二次的重点调整和摆放,再根据每个门店的实际情况做分类和推荐。
此外,价格差异如何解决?
一直以来,电商平台上的图书存在明显的价格优势,通过各种营销活动的叠加,基本上可以达到6折左右的优惠力度。
但在外卖平台上,图书价格基本上与门店保持一致,除非推出少数营销活动,在这样的一种“价格劣势”下,如何推进?
张元侃透露,图书本身的毛利率是比较低的,说白了线上我们在做的打折图书,几乎是不赚钱,甚至亏本在赚吆喝。所以外卖端不想继续降低利润率。
在赵锋看来,外卖平台有一个特点,用户可能对这本书的价格不是很敏感,但需求非常急,有可能一个小时内就想看。既等不了电商平台的发货,去实体书店又要付出另外的时间、交通成本,外卖平台的即时配送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此外,分布在上海16个区的近百家新华书店/上海书城,能够覆盖到大部分的社区、街道。在这样一个线下图书销售网络的基础下,可以为用户减去更多时间、交通成本。
另一层优势是,线下书店与外卖平台的结合可以最快地追踪热点。比如此前金庸先生逝世,作为书店会第一时间把他的作品全部罗列好整齐上架,现在在饿了么平台,书店能做到更快捷地提供这些书籍。此外,热播剧相关的图书也能形成一些热点。
“最大的优势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快速响应的机制,半小时达的效率比目前所有的销售渠道都要快。”赵锋总结。
这个春节,上海书城福州路店经历了2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35天闭店。
这35天,实际上是线下实体行业不断自我考量的35天。不仅是新华书店、上海书城这样的国家级书店在思变,民营书店同样如此。同时,文具品牌晨光、运动品牌迪卡侬、全家便利店等业态都在加码上线外卖平台,做更多线上的本地生活服务。
张元侃做了一个比喻,上线外卖平台,和在一条街上租下一间店铺差别不大。而这条“街”上的不同店铺是否可以通过外卖平台,互相协同,去创造额外价值?
一条街上可能有全家便利店、星巴克咖啡店、新华书店,骑手可以很便捷地触达这3个店,基于同一片商圈的门店未来可能在线上搭建出多种场景。前提是,外卖平台上的商家类型越来越丰富。
实际上,外卖平台的对垒,已经悄然升级为做更多本地生活的服务。
外卖平台不再只是餐饮商家的阵地,而是基于对本地范围内的消费者全方位服务,不管是餐饮、购物、还是图书等需求,都可以实现在线化、即时化。
另一面,对于不同领域的商家来说,被牵动的是门店的数字化转型,从而对商品流通的升级和改造,打通线上服务和线下体验。
反过来,不仅是传统零售商家在拥抱本地生活,奶茶、餐厅等本地生活商家也在积极走出地理位置限制,去拥抱受众更大的电商平台。疫情期间,奈雪的茶、老乡鸡、海底捞等品牌都在电商领域有了更多的尝试。
种种融合之下,释放的是新零售不断加速的信号。
张智芳并不知道“新零售”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她明白的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做的事情一直是服务读者,读者未必要走进书店,我们可以走出来,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这或许是新零售较为生动的解释之一。